一、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取得成效的原因

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成功的原因

姚会元

（武汉中南财经大学）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

容：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

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

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

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

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

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机关无限制

买卖外汇，法币先与英镑稍后与美元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法币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标志有：

第一、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千百年来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混乱的状态，实现

了中国币制的统一。以法币统一的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之极。本位的银元就有“龙洋”“袁头”和

“孙头”等，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而流通的辅币则各地有规格和成色

不同的“银角”“银毫”，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

币，甲地通用，乙地则不能通用，彼此间兑价相差悬殊。至于纸币则至为混乱，

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

偏僻城乡，多横流各种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那时的中

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中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

国”。法币发行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及其障碍经济发展有巨

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

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是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

稳。法币发行后，政府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有不准

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压常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

响。如美国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世界市场上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中

国因实行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金融没有因之引起大波动。同时，法币改

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汇价的作法使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克付所欠各国的外

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

固定比价，可以在世界市场流通。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

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此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

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

口”，这种外贸形势以及“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

的购买力。”从国内工农业生产方面看，在改革后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的发

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可兑换法币一元，但

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的60%可兑法币的100%。实行法币后，市面上纸币（法币）

的流通量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为459308123万元，

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

的有限度增加作为一种合理的金融现象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

上涨了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经营活动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

业繁荣和工业生产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

象。1912－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1936年间增

长率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这种比例关系表明法币改革从一个重

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最高时期。同时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8.8%，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范围

扩大时期或曰强力资本主义化时期。中国的农业，1936年除川、豫、粤三省受灾

外，全国大面积获丰收。据当时的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

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

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

第三、法币改革成功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

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体现在经济上。而法币

改革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体现出“长期效果”，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

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长期效果”表现在：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

政府可通过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

普遍为人民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国

民政府的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得以维持甚至是增强。其次，实现法币改革，利于此

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有利于国家在抗战

全面爆发之后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调度现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

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实行法币，国家以法币收兑了社会各方

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保证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财力投入抗日战争。法币实行

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

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

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

的，”对中国的抗战大有好处。最后，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

大后方战时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资金向内地后方

流动，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场利率降低、迅速恢复

和扩大了后方生产，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与贡献。

法币改革的原因何在？

第一、法币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实行分步到位法，即第一

步首先实行“废两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币。“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

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优化了实行法币的金融环境。1932年7月7日，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废两改元”及其

三点原则：（1）废除银两，采用银元；（2）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

使用；（3）确定银元法价，开铸新银币。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

6日，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件、文

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

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

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程度。其结果，一方面利于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

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

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为在中国废止硬币流通，进一步实行发布改革扫清了货币

紊乱方面的障碍，从而降低了发布改革的难度。

第二、抓住时机进行攻坚。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

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

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使美元

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

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

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际市

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

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个

月中间，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竟然相当于

1933年输出量的三倍。白银外流量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

到12月，上海各银行（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由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

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二是国内

银根紧张，头寸短少，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三是通货不足，

物价下跌，乃至工厂难以维持。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濒临此境，国内人心为之

只拧孔祥熙认为：白银价格的上涨与外流，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在“中国政府

清除内部威胁，巩固在全国地位的时候，会减少它的财政收入”。因此，中国除

去进行币制改革外，看不到别的出路。祥熙等国民政府大员的见解反映出当时

政府对此的认识水平以及中国的币制形势于此时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之地步。国民政府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抓住这一时机义无反顾地推行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从政策上说确是明智之举。其一，可通过法币的推行屏蔽世界经济大危

机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冲击；其二，人心恐慌中实行法币改革可收买人心，利用人

心，扩展推行法币的民众基础，从而使法币改革免遭强烈反对。

第三、法币改革推行中，南京政府取得了江浙金融资本家的加盟，从而增加

了成功系数。

在1932年7月，江浙金融资本家们就积极奔走，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以推

动废两改元的改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作为废两改元研究会的委员，

力主尽速实行改革，他态度鲜明的驳斥外商关于中国若实行废两改元需要10年或

更长时间的说法。指出，内地资金正流向上海，上海金融界银元库存充足，洋厘

行市暴跌，正应抓住这一极好机会，加快推进废两改元。上海分行副经理冯仲卿

并积极著文就废两改元进行鼓吹，提出具体建议，而分行的另一个副经理史久鳌

则更亲身参加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具体负责核批银两银元的兑

换申请书。银行家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从各方面支持着废两改元的改革的。

之后，江浙金融资本家们还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直接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

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规则，毕竟也不

愿意日本吞并整个中国。在这种形势下，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

兼国民政府秘书）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的本意是积极

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侵犯中国，中国要未雨绸缪，为了及时做好御敌准备，

他提议组织一个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

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十分

的主动。第一，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一机构打出准备

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改变其

所控制的力量主要在军队、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第二，通过这

一机构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这一机构所拟联络的学者、名流大多留学西方，为

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依赖，蒋通过与它们的联系可以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

上、政治上更多的支持。地三，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

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

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就有徐新六、吴鼎昌等江浙银行家代表，以后陆续又

有张嘉璈等人加入该会。他们在设计会期间，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1933

年，美国颁布《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致使高价市场鄱刚恰T诨馍?br/>

银行纷纷将白银大量装运出国，投机牟利。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根紧缩，

经济衰退，市场混乱。南京国民政府酝酿币制改革时，徐新六等都曾参与策划，

并多方活动。

法币改革实施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了一个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的主

席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财政部1人，中央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各2人，上海银行业公会2人，上海钱业公会2人，私人银行5人，

江浙金融财团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胡笔江、陈光甫、秦祖泽、李铭、吴鼎昌、周

作民等人均是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其工作，胡、陈、李和钱永铭等还是常委委员。

当然，这时的他们，在江浙财团已被解体的情况下，主要是以个人的资力和声望

发挥作用，因不再有金融财团的力量为后盾，这种作用已无法同过去相比，“他

们这些人在委员会中的力量却被那些与政府更密切的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宋

子良和杜月笙等所冲淡”。但不能因此而忽视金融资产阶级及江浙银行家们参与

币制改革的热情及积极的历史作用。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在他的

遗物中发现了他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一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国民政府正

式公布实施的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由此可以判定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改革

方案也征求了包括徐新六这样一些人的意见，可见金融资产阶级和江浙财团的代

表人物在币制改革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美国开始降低白银收购价格。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一种说法

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在这段时期，“对于收购外国白银越来越感到厌烦”，

“‘从中国收购白银’，在他看来是一件‘越来越蠢’的事”。而实际是“摩根

韬仍然疑心中国已与英国暗中做交易”。在中国为向美国出售更多的白银继续做

出努力后，摩根韬建议由孔祥熙或宋子文前往华盛顿商谈白银问题，后来“美国

国务院觉得最好是邀请一位次要的人物前来，因为美国能够做什么还拿不准，也

因为邀请孔或宋到美国，或许会引起英国和日本的疑心”。在此背景下，派出“

一位杰出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

陈光甫于1936年4月初到达华盛顿。摩根韬很喜欢陈光甫这位留学过美国的银

行家，他说陈光甫“在每一件事上的举动都像故事书里面的中国生意人所应当做

的那样，而他们当中的多数却并不如此”。经过谈判，中美间于五月很快达成协

议，协议规定美国继续收购7500万盎司白银，在8个月期间内，每月分批照平均价

格买进，这一平均价格约为每盎司0.45美元。美国财政部还答应与纽约的联邦准

备银行商洽由中国以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给予中国一笔期限8个月的2000万美金

的信贷。1935年11月中国币制改革以后直到抗战爆发，中国向美国出售的白银总

数共达18700万盎司，包括有1935年11月售出5000万；1936年5月售出7500万；

1937年7月售出6200万，售银收入折美元9400万元。此外，中国还曾于1936年5月

征得摩根韬的同意在英国伦敦售出白银200万盎司。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售

的白银所得总计在约1亿美元。这巨额的钱款支持了法币改革的实施，稳定了法币

的币值。这些都与陈光甫这位大银行家的努力分不开。

“法币”令下达后，上海银行同业会于是夜（3）日召开临时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国货、垦业、国华、新华、金城、上

海、中南、盐业等银行，浙江银行家陈光甫任会议主席。第二天又召集临时执行

会议，议决拥护法币的三项具体办法：（1）自4日起，江浙各银行的款项收付，

概以法币为限；（2）同业者若有多汇划或缺汇划者，暂可汇划银元，并商由中

国、交通两银行平调，同时详商彻底解决办法；（3）银行所出各种票据均在票面

统一注明国币字样。

江浙金融财团是北洋统治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国最有财力的资本集团，其大本

营在上海。江浙银行家手中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巨额资金。他们积极参与币值

改革的策划，拥护法币政策，大大降低了币制改革的难度，推动了法币的流通。

第四、法币改革的设计吸纳了部分外国财经专家的意见，法币政策推行过程

中取得了英美等国的某种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币改革的方案就是中外各方的合作产物。美国顾问杨

格、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等两位专家都参与了法币改革方案的研究。杨格曾“竭

力主张早日探索实行改革的可能性”，他与罗哈托、林襟宇等外国专家在1935年

3月15日建议，中央银行钞票应当法定为各银行发行钞票的准备金；中央银行得用

它的钞票收回自己的已发旧钞，或用以在各银行之间清算帐目；各银行应获准用

白银、黄金或外汇缴存中央银行，或用合格的担保品向中央银行贴现以换取中央

银行的钞票；中央银行有权选用白银、黄金或外汇按照市场价格收回它所发行的

钞票。杨格等人并努力敦促用白银作为担保寻求一笔外汇信贷，以支持该方案。

后来杨格等人又就某些方面细节进行了仔细研究，进而提出“在通货的价值不过

高的水平上推行一种汇兑本位币”，“三家政府银行所发钞票将成为完全法藏的

货币。钞票的发行将逐渐集中到中央银行手里”，“各银行的存银，加上从民间

收集来的白银，将全部收归国有，并全由中央银行掌管以备脱售换成外汇储

备。”杨格等人的这个方案是极力促使中国向伸缩性通货和银行制度、向币制改

革推进的一步。但是国民政府并未立即采纳这一方案，未采纳的主要原因据说主

要是“当时深受广泛流行对通货膨胀和纸币不能兑现的恐惧心理影响”所致。

1935年6月，伦敦方面建议由英、美、法、日四国派出代表在中国的上海召开

会议讨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问题。6月10日，英国政府并宣布派李滋·罗斯爵士到

中国。对于英国的这项建议，“法国准备合作，但决定在日本和美国观望不前的

时候，暂不派遣代表”；日本表示不派代表参与，并声称“美国对华的经们致?br/>

是比日本的军事政策还要厉害的”。

李滋·罗斯来华后对中国的法币改革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表现在：第一，

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问题的谈判中，美国和

英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改革币制计划的详情，中国都加以拒绝了。因为当

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方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透露给日本。而

李滋·罗斯来华，英国单独与中国会谈，国民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对中国币制支持

的表示。英国的支持还表现在实行法币后对在中国的银行及侨民发出通告，引述

和强调了中国有关“禁止英国国民用银偿债或支付任何其它金钱义务”，要求他

们在中国实行法币后，承认和接受中国新货币，交出白银兑换法币。而且，除日

本以外的其它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尽管当时英镑遇到困难，但英国在中国的财政

威信还是高的。英国给予的支持和合作就可能使中国避免“在财政上放任自流造

成纸币不能兑现的危机”，避免“在没有多大成功把握的情形下冒然进行改革的

可能”。第二，李滋·罗斯赞同并支持了杨格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

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

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祥熙等人又将以杨

格方案为基础形成的官方方案通告李滋·罗斯。对于这个方案，李滋·罗斯“一

般地表示同意。他和他的同僚锡瑞尔·罗杰斯和霍百器都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他的来临加上财政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促使中国人像触电一样起而行动”推进

币制改革。

同一日，美国人杨格重新建议，将要推行的法币汇率最好“在0.29美元至

0.30美元，或14便士至15便士的幅度之内选定”。因为，这一水平“是白银市场

被美国政府收购政策扰乱之前汇价的近似平均水平”。杨格觉得，“选择一个新

的，不至使通货的价值过高的外汇价格水平，至关重要”，“英国曾经在二十年

代有过采用过高价值水平遇到严重困难的经验，并且拿法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稳

定法郎价格获得好处的经验与之作了对比”。他甚至预言，“新货币如能在一个

适当的水平上牢牢稳住，外逃的资本可能会大量涌回，从而大大增加外币准备，

使币制改革得告成功”。之后，虽然币制改革之初，“中国公开声明，中国的通

货制度是独立的，不与任何一种外币挂钩”，但不久便先后与英镑、美元挂起钩

来，并且大体上是采用了杨格事先设计的这一水准。

“币制改革在中国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认为这是稳定汇价、结束金融市场

上长期以来陷于混乱状态的勇敢步骤。各地报纸，无论中外，一致给以好评。这

次改革不仅在上海，也在华南和华北受到欢迎”。有影响的《字林西报》评论员

于1935年12月4日说，中国政府的意图，“差不多已经得到普遍一致的称许”。“

来自伦敦的评论赞扬了这次改革。美国方面的评论，起初是不明白表态，但是随

着改革一开始即告顺利的形势发展转变为给以好评。”

综上所述，政府所推行的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它还必然影响于世界经济。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

中国币制改革时，抓住世界经济大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机遇，实行两步走的分步到

位的审慎、稳健方法，为币制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法币改革后的方案在公布

前仔细地听取并部分采纳了外国专家的意见，使方案尽可能合于国内、国际实

际；法币改革方案在推行中动员和利用最有金融实力的江浙银行家们，稳住了上

海、江浙，法币改革便成功了一半。所以，较好地处理相关因素，是法币改革成

功的重要原因。

二、历史,为什么民国时期很多人能在在日本留学

主要是因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后击败满清政府、俄国、德国山东的军事力量等，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风险，并跻身世界列强行列，成为当时亚洲的强国。日本和中国的传统有些相似，都是亚洲传统的封建国家，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可以变成强国，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只要和日本一样进行维新改革一样可以成为强国。当时又有公费留学生名额，所以很多人选择去日本去留学，学习日本改革经验，希望回国后能够帮助国家。

另一层原因是由于日本距离中国近，不像欧美其他国家需要远渡重洋。而且东京的物价比上海的便宜，很多去不了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就选择去日本了。

三、晚清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历史背景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奏折里，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450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160两。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750两。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790两。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400两。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留学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6万两，以20年计算，约需库平银120万两。当时的币值，每4两银约合美金5.5元，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618美元，翻译的月薪220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8.25万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后文我们会看到，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陈兰彬及其继任吴子登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留学计划的夭折。)

惊涛三万二千里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前后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他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在上海登船的头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洋泾浜一带的"自来火灯"(煤气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之极。启程时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

午后天气变坏了，"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风浪一起，舱间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幼童的适应性也强。经过十数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还如醉汉，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到了深夜，小家伙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

开始，幼童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每人坐处大碟一，勺一，叉一；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铜圈"。祁兆熙记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鱼、甜咸皆有的面饼，饮料有奶茶、冰水。"饮毕，进高脚瓷盆四，装水果、干果二，每人随意食之"。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他曾"薄责"三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看到后严厉斥责，命送回原处。不仅如此，他还把幼童集合起来训话，告诫他们说："用了船上的东西，一定要归还原处；精细的东西，千万不能损坏；只有这样，人家才说你聪明，不会讨厌你。你们给我记住！"

30天航行终于结束，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

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新大陆让幼童睁大了双眼。

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中国人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清新的名字："春田"。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居住在此。不但他的两个女儿日后成为留美幼童的同学，作家自己，也与留学事务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文将述及)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当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大学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历史时，有关的资料不够翔实和确切。虽然仍有空白和疑点，我们的调查还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

有22位幼童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3位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

马克·吐温和格兰特的斡旋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皇帝此时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1881年2月20日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容闳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争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言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各位校长严正批驳"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过程很有趣。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请愿书上签上名字。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推切尔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来向人借1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4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归来

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您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您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画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民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到达海关道台衙门……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您可能知道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所住的"监狱"。即使辞不达意，您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返华。……

6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几经周折，他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9年的父母：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9时起床，10时才接见宾客。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以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转机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西逃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影响至深。

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旋风。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废除了。"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